最近一直在思考科技政策方面的问题，也与许多朋友进行了广泛的交流，其中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是：中国人很聪明，然而，为什么我们的科技政策效率很低？这仿佛是李约瑟难题在中国当代的翻版。

　　在笔者看来，上面的问题可以拆解为两个问题，即中国科技政策制定的低水平与政策执行的效率损失。对于前者很好理解，中国的科技政策大多是权力与权威部门根据政治、经济的需要设定政策目标以及框架，然后组织专家进行填充。这种政策制定模式存在的缺陷非常明显。

　　首先，权力与权威部门在问题的确认上存在问题失真的巨大可能性。因为，事关科技运行的具体问题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被发现，而这些问题由于信息沟通在公共领域的封闭性而无法为政策制定者及时了解和掌握，因而，在政策制定的起点就存在问题失真的巨大可能性，由此而制定的政策，其执行后果可想而知。其次，权力主导下的政策制定模式，严重限制了问题纠偏的空间。在不允许改变政策框架与目标的前提下，进行政策论证的专家和机构只能就政策失真问题进行微调，然而，由于微调作用的有限性，因而无法改变政策的总体后果，这种情形在精英制定模式与混合制定模式中尤为突出。第三，我们的科技政策制定在利益集团与压力集团的双重挤压下严重变形。很多情况下沦落为利益政策而非原则政策。

　　政策执行的效率损失问题，一直是中国科技政策制订中的薄弱环节，长期以来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状态。坊间流传的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只说明了这种情况的表面现象，深层问题在于，我们从来没有对政策工具的选择进行过认真的考量。众所周知，政策工具是具体政策的载体，如果不能选择一个合适的政策工具，再好的政策都会在执行中产生效率损失，更何况我国的科技政策制订在起点处就具有潜在失真的可能性。

　　政策工具的选择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国外学者通常认为，政策工具按执行力的强度可大体分为三种：自愿性工具、混合型工具与强制性工具。综观我国在科技政策运行中喜欢采用的政策制订工具，大多处于两个极端：即自愿性与强制性，很少采用混合型工具。对于前者，如目前各高校与科研系统普遍采用的把奖励和职称晋升与经费和文章挂钩就是典型；至于大多科技政策，我们习惯了采用强制性工具，各种不断增加的科技管理部门的涌现就是明证。问题是机构多了，并不见得就能取得预想中的政策效率，尤其是那些拥有大权的垄断性部门，常常将由垄断造成的低效率成本转嫁到广大科技共同体。据笔者统计，2002年，我国全时工作量科研人员人均R&D经费为12万元/年，2003年为14万元，2004年这个数据更是上升到17万元，相信2005年会更高。但在中国，有多少科研人员能够得到这个平均数呢？当然，科技活动是一种特殊的实践活动，不能搞平均主义，但问题是，资源的平均化不是我们的应有选项，那么资源的高度集中就符合科技发展规律吗？显然这里还有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的硬性制约。联想到国内一直在热议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宣传，让人很怀疑这种争论是否有根基。据资料显示，国内6所一流大学在2002至2004年3年间发表在三大杂志的论文为34篇，而同期东京大学发表了120篇，从这个对比中能够看到中国科技运行的严重低效率。

　　如何解决我国科技政策效率低下的问题呢？笔者认为，在当前应该大力开展政策评论。政策评论的好处在于中立、客观、低成本，很少受权力部门与利益集团的影响，能够准确反映政策制订各环节中的问题，在政策循环中实现真实的反馈，而不是有选择的、失真的过滤式反馈。只有这样，才能通过艰苦的努力逐渐实现对落后政策制订模式的制约。同时，政策评论能够起到体制内监督无法实现的高效率。也许更为重要的是，政策评论对于决策科学化、民主化进程的加快有着重大的推进作用，因为有批判功能的公共领域的形成正是政策评论的必然结果。

　　当下政策评论的兴起，将有力地推动我国科技政策制定模式的转型，同时也是未来高质量政策制订的前提。在这点上，笔者坚信哲学家劳丹的名言：健康的争议与表示最深的敬意是一回事！（李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