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农业立体污染问题日渐突出,运用循环经济规律防治农业立体污染被认为是一条有效途径。中国农业科学院副院长章力建研究员近日就相关问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我国农业污染的立体化现状是怎样的?
章力建:随着社会和经济的不断发展,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越来越严重,农业污染也呈现出立体化的特征。
农业立体污染是指农业生产过程中不合理的农药及化肥施用、畜禽粪便排放、农田废弃物处置等,所造成的农业系统中水体—土壤—生物—大气立体交叉的污染。研究表明,我国每年因过量、不合理施肥造成1000多万吨的氮流失到农田之外,污染地下水,使湖泊、河流和浅海水域生态系统富营养化,导致水藻生长过盛、水体缺氧、水生生物死亡;同时,施用的氮肥中有很多以温室气体N2O形式逸失到空气里。可以看出,各种各样的污染表面上看起来互不相干,事实上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一个整体。污染物不仅危及某个“点”或“面”,而且通过时空的迁移、转化、交叉、嵌套等过程,会产生新的污染,甚至形成循环污染。
总的来说,我国的农业污染近年来已逐渐形成了水体、土壤、生物到大气的立体污染,并成为我国水体富营养化的主要污染源之一。根据《太湖水污染防治“十五”规划》,农业污染对太湖流域主要污染物氨氮的贡献率超过50%。根据2003年国家环境状况公报,7大水系400多个重点监测断面中,32%的断面水域属Ⅳ、Ⅴ类水质,近30%的断面属劣Ⅴ类水质。并且,畜禽养殖、水稻种植、肥料施用以及农业秸秆燃烧等活动还向大气中排放大量的温室气体。
记者:如何运用循环经济模式来防治农业立体污染?
章力建:防治农业立体污染的循环经济模式可分为以下3大类。一是减量化模式,即通过提高利用率,减少使用化肥、农药、农膜以及农用能源和其它化工类农用资料,或是用新型生产资料和技术替代常规生产资料和技术。而科学使用化肥、农药和其它农用资料可减少进入水体、土壤和大气的污染物。中国农科院“滇池农业面源污染控制”项目的研究表明,滴灌施肥在降低氮肥用量2/3的情况下,仍可提高作物产量30%,同时地下水硝态氮含量降低了60%。据专家估算,目前我国节水灌溉比例只有36%。如果大力推广节水技术,既可减少紧缺资源的消耗,又能有效地阻止以水为载体的污染的扩散。在以环保型生产资料替代常规生产资料的减量化模式中,利用微生物可产出无污染饲料、肥料、农药以及取之不尽的能源。
二是再利用模式,主要是指将废弃物能源化、肥料化和饲料化。比如,在生态农业园中,畜牧业与种植业相结合,加上以沼气发酵为主的能源生态工程、粪便生物氧化塘多级利用生态工程,可将农作物秸秆等废弃物和家畜排泄物能源化、肥料化,向农户提供清洁的生活能源和生产能源,向农田提供清洁高效的有机肥料。有机废弃物饲料化利用生态工程也是再利用模式的又一重要内容。据专家估算,我国目前每年产生农作物秸秆6亿~7亿吨、蔬菜废弃物1亿~1.5亿吨,都可进行饲料化处理,潜力巨大。
三是再循环模式,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农产品在储存或运输过程中质量发生了变化,不能按原用途消费,可经过处理改变用途,既可减少农业通过最终产品向系统外输出污染,又能增加可利用的物质与能量来源。如变质水果和蔬菜类可转化成肥料,变质粮食可加工成酒精。另一类是从保护生态环境的角度,将农产品加工成环保型农业生产资料,如可降解地膜、营养钵、生物柴油等生物产品,即把农产品转化为再生资源重新投入生产系统。
记者:如何切实推进农业立体污染防治?
章力建:合理利用循环经济运作机制,构建并实施防治农业立体污染的有效模式,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应注重以下几个方面的配套措施。
一是实施引导和扶持政策。农业循环经济模式的实施可减少污染,但目前这种减污的公益效果未被市场承认,执行者事实上是在免费为社会减污,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相应政策予以引导、扶持。
二是建立和完善采用循环经济机制防治农业立体污染的法规体系。应运用防治农业立体污染的循环经济新思维,构建科学合理的防治农业污染的法规体系。
三是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在采用循环经济机制防治农业立体污染过程中,改变相关群体的利益关系,达到利于防治农业立体污染的共赢,从而提高农业环境的保护效率。例如,建立农业环境补偿机制,使农业环境的外部性内在化。
四是在研究与技术层面上,整合各部门、各产业现有的相关资源、资金、人才、技术,开展理论与技术的研究与创新,将以生物技术为主的高新技术有机地应用到农业污染的防治进程中,形成一个采用循环经济机制防治农业立体污染的协调、高效的平台,使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通过建立综合防治示范点,提供环境友好的技术模式,促进一批高新技术环保产业的产生和发展;通过加强宣传,提高公众采用循环经济机制防治农业立体污染的意识。
章力建简介:
章力建 男 出生:1952年 7月 籍贯:上海 政治面貌:中共党员 1988年毕业于比利时让布鲁农业大学,获农学博士学位 。
1988年起至今任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中心副研究员;科研部交流处副处长(主持工作);国际合作办公室副主任(主持工作);中国农科院副院长;中国农科院党组成员、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其间(1995年12月—2000年4月任贵州省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省委委员、省长助理)。现兼任中国农科院学术委员会委员、学位评定委员副主席,高级职称评委会委员,《中国农业科学》和《中国农业科技导报》副主编。
1993年—1996年四次作为欧盟“发展中国家生命科学与技术”专家赴欧盟总部布鲁赛尔出席会议。2000年受农业部委派,作为中国代表团团长,率团参加国际农业研究磋商小组(CGIAR)2000年华盛顿年会。
在中国农科院生物技术研究中心工作期间,主持细胞室工作,参加了农业部“八五”攻关项目,国家“863”高技术攻关项目,做小麦和玉米的遗传、转化工作。期间,与清华大学合作首次用超声波原理把外源基因导入植物,获得了大批烟草转基因植株及其后代。经专家鉴定,该成果属世界首创,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论文先后在〈〈生物物理学报〉〉、〈〈中国农业科学〉〉、美国纽约出版〈〈生物技术〉〉、〈〈细胞导报〉〉等发表,并获国家科委颁发的“国家级成果证书”和清华大学“基础研究奖”。担任中国农科院副院长期间,引进大量的技术、人才、资金,推动了全院科研工作的开展。1995年赴贵州省任省长助理,为推动贵州省农业的发展和扶贫工作作出了贡献。发表(出版)论文、文章(译著)等60余篇。1993年被评为农业部有突出贡献的中青专家,1997年被评为全国优秀留学回国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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